孙振江，男，汉族，1964年生，大学文化，原任汉阳陵博物馆党总支书记。2010年９月，孙振江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６万元。
我生在农村，父母都是农民。我出生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才刚刚过去，全家人日子过得很苦。父亲没上过学，希望孩子们都能有出息，5岁时我便进了家乡的小学。
艰苦的生活条件成了我学习的最大动力。从上小学起，我的学习成绩就一直很好。1979年恢复高考后，年仅15岁的我以全县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被兰州大学哲学系录取。
从兰州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兰州军区政治部，后又成为西安陆军学院的一名教员。1994年，我从一名文职干部转为一名军事干部，成了军校的教务参谋。1998年，只有34岁的我已成了军校正团职教员。2002年9月，我又晋升为副师职教员，2004年晋升为大校。
2005年初，我向军校提出了转业申请，想到地方工作，拓展自己人生和事业新的起点，没想到却成了最大落点。
2006年6月，我转业到了陕西省文物局，被任命为副厅级巡视员。到文物局工作一年后，由于我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组织的认可，2007年7月，文物局党组经研究决定，让我兼任汉阳陵博物苑工程指挥部总指挥，汉阳陵博物馆馆长。
当时的我豪情满怀，一方面非常珍惜文物局党组对自己的信任，给了我施展才华的机会；另一方面成了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我隐约感到自己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力。
2007年七八月间，我刚到汉阳陵博物馆工作没几天，陕西某建筑公司的一位负责人任某就来找我，催要被拖欠的工程款。
原来，2004年8月，陕西某建筑工程公司以5896.5万元中标“汉阳陵帝陵外藏坑A段保护展示厅”项目，并将该项目分包给任某所在的这家建筑公司。截至2007年6月，汉阳陵博物苑工程指挥部欠这家建筑公司工程款近2000万元。
当任某说明来意后，我当时的想法是，保护展示厅项目不是在我手上做的，任某只是来要工程款，我能做的就是签字批准。但当时任某一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还是触动了我的神经。我想到自己手上有1.6万元的餐饮发票，他们在博物馆干了那么大一个工程，况且还有那么多工程款需要我签字才能支付给他们，报销点餐票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当任某再次来我办公室的时候，他不仅给了我1.6万元的餐票报销款，还多给了5万元感谢费。我当时又害怕又惊喜，但确实很动心。在这之后，任某又给了我5万元感谢费。
汉阳陵博物馆是一座硬件设施一流的博物馆，我到任之际，汉阳陵博物馆正处在一个转折时期。前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和基本建设已经结束，地下博物馆已建成并对外开放，但亟须加强对外宣传和推介。
2008年，西安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郑某给我打电话约我见面的时候，我心里很清楚她是要和我私下谈户外广告的事情，而且很可能会谈到好处费。
“你有求于我，给我点好处‘顺理成章’，只要没有其他人知道，是不会出问题的。”抱着这样的心态和侥幸心理，我和郑某见了面。果然，她希望我能与她的公司签合同，并送给我3万元好处费。
当我打开郑某递过来的文件袋，看到那3万元时，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那一瞬间心理是很复杂的，其实那正是一个人经受考验的关键时刻，但我没有经受住诱惑。
随后郑某又分4次给了我9万元好处费，我都一一“笑纳”了。
在我46岁之际，自己的人生突然间换了颜色。我对不起组织信任和培养，更愧疚对亲人的伤害。尤其是对不起可爱的女儿，在她上大一的时候，在她人生最美的春天，她最爱的父亲带给她的却是一枚苦果。
我曾经是一名军人，但是在人生善与恶的战场，我却因为没有加强对自己主观世界的改造，导致金钱观、权力观扭曲，成了一名溃兵……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