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一方之寄，岂可不劳

                  ●左连壁

清代官员袁守定编撰《图民录》一书，其中有一段话发人深省：“人官一方，则受一方之寄，必为民出力，自强不已，而后不为民病。若好逸怀安，案牍冗塌，则宅门以外守候而待命者不知凡几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为官者任职一方，必须做到勤政为民，不可有丝毫放松和懈怠，如此才能得到百姓认可；相反，如果好逸恶劳，疏于政事，就一定会遭到百姓的责怪和唾弃。

古代良吏们之所以如此看重勤勉敬业，既源自于他们所追求的“修齐治平”人生态度，也与他们惜民爱民的情怀密不可分。如，元代张养浩在《牧民忠告》有这样一句话，凡民疾苦，皆如己之疾苦也，虽欲因仍，可得乎？意即对待民众的疾苦就应当像对待自己的疾苦一样。再如，明朝庄元臣在《叔苴子·内篇》中有言：“君子之为君子也，一人死而万人寿，一人痛而万人愈，一人忧而万人乐，一人劳而万人逸。”这里讲的也是相同的道理——为官者忧愁才能换来百姓享乐，为官者劳苦才能换来百姓安逸。

为官者以自己的劳碌，换得黎民百姓的安逸，古代很多官员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如，东晋时期的太尉陶侃，勤于政务，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信函往来也要自己动笔，有人来访也不厌其烦地接待。他常常对人讲，大禹是个圣人，尚爱惜寸阴，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讲，恐怕就得爱惜分阴了，岂能耽于安逸游乐，荒于醉酒，生无益于这个社会，死无闻于后人。在他部下当中，有人因为喝酒、赌博而耽误公事，他毫不客气，命人将酒器、赌具全部扔进大江中，对为首的官员予以严厉处罚。再如，唐代宰相岑文本，在唐太宗出征时，受命掌管军中的物资粮草、器械、文书薄录等，他亲自打理各类大小事项，一心扑在公务上。

在勤政有为这方面，我们党内的榜样也是层出不穷。以周恩来总理为例，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二个小时，有时甚至在十六个小时以上。他常常是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到了深夜，他又继续处理公文，研究重大问题，还要不时回复来自各地的电话，无怪乎被外宾称为“全天候周恩来”。周总理一生都在用自己的勤政，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相反，为官若偷安，百姓必受累，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在现实中，可以看到，有的领导干部或是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或是见事就躲、推诿扯皮，或是遇事能躲就躲、能避就避、能推就推、得过且过，更有的动辄便以“研究研究”“需要请示汇报”“再耐心等待”等为借口，将心急如焚、急需解难的人民群众推至大门外，自己却悠哉游哉。以古鉴今，岂能让这种人占着位子不干事，甚至专门来给老百姓添堵！

因此，必须树立讲担当、重担当的选人用人导向，将那些敢于扛事、愿意做事、有能力干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有能者、有为者上，让不担当、不作为者下。惟此，才能营造勇于担当、勤勉尽责、忠于职守的良好从政环境。

                             （2018年10月8日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