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林惠祥（1901年—1958年），又名林圣麟、林石仁、林淡墨，祖籍福建泉州石狮，新加坡归侨，中国人类学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教员、马来亚槟城钟灵中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厦门大学海疆学术资料馆馆长、南洋研究所副所长、人类博物馆馆长、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任、厦门市人民代表、福建省政协委员。
林惠祥
坚退日籍回归祖国 艰苦求学终有所成
1901年，林惠祥出生于晋江县莲埭乡（今石狮市蚶江镇莲东村）一个商人之家。蚶江镇临海，是历史悠久的对外商埠。当地居民素有对外蹈浪、建功立业的拼搏精神，林惠祥的祖辈亦不例外。鸦片战争前后，林惠祥的曾祖父前往台湾经商，事业有成，家境殷实，然至其父林毓鉴时家道中落，仅为小商贩，谋生艰难。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中国台湾，强迫当地居民改隶日籍，林毓鉴及家人即被隶为日籍。
林惠祥自幼聪颖好学，9岁入读私塾。因彼时闽台间贸易常需用日语交流，望子继业的父亲将11岁的林惠祥送往福州，进入日本人创办的东瀛学堂读书。求知欲极强的林惠祥学习刻苦，成绩常列全班榜首。15岁时，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东瀛学堂校长欣赏他的才学，欲引荐他去日本商行做事。因对日本侵略行径深恶痛绝，他拒绝校长邀请后，转入英文私塾学习，并很快考入以英文讲授课业的青年会中学。第一学期结束，他考试即得全班第一名。然而，因父亲生意经营困难，无法再负担他的学费，加上他觉得学校教学进度太慢，遂退学在家自学。
1920年，林惠祥前往菲律宾谋生，在一家米厂内任书记。1921年，他从报纸获悉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兴办的厦门大学可为入读学生免除学膳费用，当即渡海回国，考入厦门大学成为一名预科生，一年后正式进入该校人文科社会学系学习。学业优异的他大学期间曾两获甲等奖金，还曾兼厦门中华中学史地教员。期间，他经多方努力毅然退出日籍，复原为中国国籍。
1926年，林惠祥以优异成绩从厦门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被聘为厦门大学预科教员。作为厦门大学最早的文科毕业生，他的毕业证号为厦门大学第一号。出于对人类学和考古工作的兴趣，此后一年时间，他除登台授课外，还积极参加学校考古文物展览会的筹办工作。
1927年，林惠祥进入菲律宾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师从美国知名学者、精通考古学与民族学的拜耶教授。求学期间，由于没有奖学金，各项费用需自己承担，为省钱读书，他时常以冷水配面包度日，生活十分艰苦。因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一年后他获得该校人类学硕士学位。
1928年，林惠祥回国后，被“大学院”聘为特约著作员，不久，“中央研究院”成立，又出任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成为“院长”蔡元培最为器重的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学者。
二度赴台田野调查 研究高山族第一人
1929年，林毓鉴病逝台湾，林惠祥化名林石仁，装扮成商人跨海前往台湾奔丧。料理完父亲后事，他深入台湾岛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一个多月的行程里，历经艰难险阻，甚至险些丧命。在台湾东部考察时，他冒险蹚过齐胸深且湍急的溪水；在台湾中部浊水溪调查时，他深入分散于崇山密林的村社中；为了取得文化标本，他购得樟木制作的独木舟一艘准备送出山，途中险些因“舟重杠断”而失事……
林惠祥时常到野外进行田野考察
在台湾期间，他认真调查了台北圆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和高山族文化遗俗。回到上海后，他很快写成《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于1930年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著作。而他也成为我国调查研究台湾高山族第一人。同年，他回到厦门大学担任历史社会学系主任、教授，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期。
1934年，林惠祥的专著《文化人类学》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被列为大学通用教材的人类学专著。同年，他在厦门大学西侧顶澳仔住家二楼，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筹备处，将自己历年搜集的考古、民族、民俗等文物，连同华侨、热心人士捐赠的文物一起陈列，供校内师生及校外各界人士参观。
1935年，为深入研究台湾高山族，丰富筹备中的人类博物馆标本文物，林惠祥化名林淡墨，装扮成教会学校教员，利用暑假期间，自费再到台湾进行田野调查。这次赴台行程虽只短短两周时间，但他仍有不小的收获，不仅搜集到刀、枪、弓、箭、衣饰、雕刻及石器等文物标本数十件，还去台北圆山的贝冢，发现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斧等。
林惠祥在制作高山族人像模型
1936年，林惠祥另一部力作《中国民族史》出版。该书是当时中国民族学专著中最完整详尽的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与引用，对后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影响深远。此外，他还先后出版《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为奠定中国研究人类学有关分科基础作出重要贡献。
1937年夏天，林惠祥自费到闽西考察，发现龙岩武平县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印纹陶等文物。这是我国东南地区最先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他从武平新石器时代文物的研究中，推断石锛、有段石锛和印纹陶，是东南古越族及其先民的遗物，具有我国东南地区古文化的特征。这些新见解，为他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也得到其他考古学家认可。
槟城发起“寒衣捐”运动 支持祖国抗日战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沿海诸港情形危急，厦门也危如累卵。为了使人类学标本、文物免遭敌手，同年秋天，林惠祥携带精心收藏多年的人类学标本、文物、图书等资料，举家移往香港。在港逗留数月，正在盘算下一步迁往何方时，他接到前往新加坡参加第三届远东史前学国际大会的邀请。
1938年1月，他在会上宣读《福建武平之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详细阐述了“中国南方史前民族及文化与南洋的关系”，轰动全场，引起国内外同行对华南史前文化的强烈关注。也正是这次新加坡之行，使他获得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教员聘约，随后举家迁居新加坡。
林惠祥在南洋女子中学任教员时，虽然生活环境困苦，但他仍坚持进行考古和民族问题研究，先后撰写了《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等论文，成为中国研究南洋人种和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
1939年，林惠祥接到马来亚槟城钟灵中学校长聘约。他在上任后立即着手聘请名师，修订校规，锐意改革，深受师生好评。彼时，正值南洋抗日救亡工作不断深入之际，他领导全校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不仅带头将自己任教的第一个月薪水全部捐献出来，还号召同学和周围民众一起捐款，支援祖国抗战。他鼓励学生投身抗日工作，经常在学校作抗日形势报告，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介绍中国军民浴血奋战事迹，激发学生的抗日积极性和救国责任感。
眼看凛冬将至，林惠祥得知国内抗战士兵极缺寒衣，遂在槟城发起“寒衣捐”运动。1939年，徐悲鸿到新加坡举办筹赈画展，林惠祥撰文宣传予以支持，两人由此相识。为了发动更多人投身“寒衣捐”运动，林惠祥向徐悲鸿索画作为“寒衣捐”的奖品，得到了徐悲鸿全力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从1939年9月至1940年12月，南洋华侨捐献棉衣700余万件、夏装30万套、军用蚊帐8万顶，另捐冬装款400万元。
在林惠祥主持下，钟灵中学成为当地抗日宣传的重要基地，不仅是南洋出抗日英雄最多的中学之一，还是南洋回国投军和服务抗战人数最多的中学之一。学校华侨学生中不少人后来加入共产党，或成为抗日骨干分子。有些学生被英国殖民当局盯上，英国殖民当局派人进校抓捕，林惠祥据理力争全力保护。有些学生被捕，他不但亲自与警方交涉放人，还利用声望发动华侨营救被捕学生，不少抗日进步学生因此得到保护。因筹赈事宜和保护抗日进步学生，钟灵中学董事会迫于压力，于1941年3月解聘林惠祥。
坚守气节落难务农 宁死都要保护文物
无奈之下，林惠祥回到新加坡。由于没有固定职业和稳定收入，他和家人生活艰难，长期忍饥挨饿，妻子也因饥寒交迫成疾，无钱求医买药于1941年秋天病逝，一幼子也因贫病交加不幸夭折。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紧接着日军开始轰炸新加坡，他手抱幼女，带着一家老小四处躲避飞机轰炸，有时露宿街头状如乞丐。
由于抱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林惠祥不愿意到日据机构做事，多次陷于失业境地，生活极为艰苦。有熟人知道他懂日语，要介绍他去日本组织的“华侨协会”任日文秘书和翻译，或到日本人办的《昭南日报》社任职，他都予以拒绝，并表示只为华侨华人代写营业文件或被拘押申辩书，不赴官署及访日人。新加坡日据官员曾慕名邀请他去工作，他一概充耳不闻或坚辞不就。日据当局兴办学校，一位日本教官到他住处，要请他去任教，同样被其回绝。
林惠祥的女儿林华明回忆全家在抗日期间的经历时说，由于担心再被纠缠，父亲索性把家搬迁到偏僻的乡下后港。后港距市区十公里，他在那里搭寮垦荒务农，栽种粮食、蔬菜，甚至当起地摊小贩，生活困顿。“父亲就这样艰苦煎熬，不肯屈服。他曾说，若再拖半年，恐怕这条命就熬不过去了。”林华明说。
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林惠祥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保护自己长期收集保存的图书、文物不落入日军手上。有一次，日本宪兵无理搜查他的住宅。彼时，他家里收藏着一箱古代武器（其中有多件日本武士刀），若被搜出恐有性命之危。面对强暴，他始终毫无惧色，安然端坐在箱子上面，躲过一劫。
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而改节。林惠祥的儿子林华水回忆，在落难务农期间，有位欧洲学者愿以高价收购他保存的文物，被其拒绝。亲友中有人对父亲“身无分文”还“绝不出卖一件文物”的原则很不理解，以致闹翻了脸。在并肩抗日中相识相知的画家徐悲鸿，对林惠祥崇高的民族气节甚为敬佩，曾书“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条幅以赠之。
抗战胜利后，林惠祥参加陈嘉庚主持的有关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活动资料的整理、编辑工作，协助整理出版刊物，并参加陈嘉庚所著《南侨回忆录》《大战与南侨》等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直到1947年，他携带自己收藏的全部文物、图书回国，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捐财捐物倾其所有 创建人类学博物馆
在中国创建人类博物馆，一直是林惠祥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林惠祥理想得以实现。1951年，林惠祥将自己数十年收集的几千件从石器时代到近代的人类学文物和图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并建议设立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年3月16日，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正式开馆，徐悲鸿特地为博物馆题写馆名。如今，该馆不仅在中国及东南亚享有盛誉，而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录为国际著名博物馆之一。
林惠祥办公室挂着徐悲鸿亲笔题赠条幅
受陈嘉庚倾资办学的影响，为了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林惠祥可谓倾其所有。据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所摄制的一部宣传片介绍，林惠祥捐献文物的价值，可以亿元计算。博物馆初创时期，人手少经费紧，身为馆长的他常用自己的工资为馆里添置文物，家里甚至出现到了月底没钱买米的窘况，连买菜有时也是赊欠的。
林惠祥（左一）与陈嘉庚一起研究创办厦门华侨博物院事宜
1956年，他把自己家的一栋楼房捐给了学校，那是他用稿费建造的唯一栖居之所。为了节省经费，博物馆里几乎所有模型、展柜都是林惠祥亲自设计、监制，甚至制作的。有一次，他和一位技术员用黏香末雕塑从猿到人进化的模型，其中爪哇猿人就是他个人的杰作。在雕塑这尊猿人时，他既是模特，又是雕塑师。他脱掉上衣，一边手持木棒，不时使劲使肌肉凸起，一边对着镜子，亲自动手塑造模型，一张相关老照片保存至今。他还常常和工作人员一起俯身地上，制作立体地理模型。
在人类博物馆的陈列室中，陈列有原始社会和古人类复原模型，以及世界多地不同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学标本、文物、模型，其中尤为特别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台湾调查收集的一批石器和少数民族文物，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已故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第二任馆长陈国强回忆，林惠祥在任时，经常到博物馆亲自为参观者讲解，为博物馆写“陈列品说明书”。他用的稿纸，常是已经用过一面的废纸，还把自己的家具拿到学校供办公用。他常对馆内人员说：“我们应当一个钱当两个用，少用钱多工作。”
其实，创办博物馆只是林惠祥为发展人类学计划的第一步，他在一份建议书中曾提到，将来待条件成熟，可以在博物馆基础上再办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系，建立起系、所、馆的完整体系。1984年，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厦门大学在人类博物馆的基础上，设立人类学系和人类学研究所，实现了他的遗愿。
1958年2月13日凌晨，林惠祥刚完成论文《有段石锛》的英文摘要，不幸突发脑溢血离开人世，骨灰安放在厦门大学校园内。在31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从1927年发表第一篇论文算起），林惠祥为后人留下了18部专著和70多篇论文，可以说是创造了学术奇迹。他的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类学知识的宝库，为我国人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专家点评
■施雪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教授）
林惠祥是中国文化人类学、台湾民族志研究、南洋考古学、民族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不畏艰辛，两度赴台，开展台湾民族学田野调查，深入研究台湾土著民族文化，撰写了《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系列研究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著作；他撰写的《文化人类学》，是第一部被列为大学通用教材的人类学专著；他撰写的《中国民族史》，受到国内外民族学界的重视与引用，对后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影响深远。他还先后出版《民俗学》《世界人种志》《神话论》等专著，为中国人类学相关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外，他还广泛涉足南洋民族学、考古学研究领域，撰写了《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人种总论》等论文，成为中国研究南洋人种和南洋考古的开拓者和倡导者之一。
林惠祥不仅在学术领域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其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也成为中国学者的典范。他青年时期就毅然退出日籍，回归祖国；抗战爆发后，在其流寓新马、任教南洋华校期间，他不仅拒绝日本人提供的工作职位，而且还带头捐献薪水，号召民众捐款，发起“寒衣捐”运动，鼓励华校学生投入抗日救国运动，支援祖国抗战。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论学问与人品，林惠祥都不愧为中国学人的楷模。斯人虽逝，但其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与爱国品质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璀璨的光芒，永不褪色！
（作者：记者 许文龙 通讯员 陈伟鹏/文 石狮市博物馆/供图)
